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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翻译的文化战略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以文化—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刘宓庆,2007)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非功利的翻译事业,翻译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战略目的。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无不具有鲜明的文化战略色彩,罗马帝国(公元前27 年- 公元284 年)从古希腊进行文化输血以补充其匮乏的文化资源; 中世纪教会为加强其宗教统治对《圣经》的翻译; 文艺复兴时期源于思想和文学革新的翻译;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汉代佛经翻译给沉闷衰退的西汉带来了新的精神慰藉和诉求 ; 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倡导的“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的翻译则是直接为革命服务。因而,对翻译的考量应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我们“应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待翻译”。

一、 文化转向与翻译文化战略观

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无一不是配合着当时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国情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古以来翻译就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文字转化过程,而是文化交流、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大国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外弘扬中华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正成为中国新时期新的战略发展点。刘宓庆教授所提出的“翻译文化战略观”正是顺应当前历史潮流,反映时代使命的翻译理念。在《中国翻译界要树立文化战略观》一文中,刘宓庆向中国当今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如下若干问题:翻译界是否对当前的历史大势和现实要求有充分认识?中国的翻译队伍是否站在文化战略考量的制高点来观照中国的翻译事业?中国的翻译从业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握住了文化战略考量这个中国翻译思想的价值观核心(刘宓庆,2006:7)他认为,翻译作为一种以文化一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从古至今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存、发展战略,而文化战略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中国人应该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翻译。翻译文化战略观的内涵定义主要分为四个层次:首先,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定位中国翻译事业;其次,要心系国运盛衰,继承发扬译界先驱精神,将个人事业心与忧国感时之志密切结合;第三,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学;第四,要正确对待西方翻译理论,将中国翻译理论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翻译工作的作用之于外交、外宣、外贸以及所有的对外交往与合作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下,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刘宓庆教授将翻译的文化观上升到国家战略角度,正切合了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对我国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 中国翻译文化战略的原因

首先,中国译学孕育于丰富的中华文化母体中,无处不留下中华文化的痕迹,这就与西方译论迥然不同,二者在社会组织形式、物质生存方式和人文地理环境三大方面都有所不相同:前者发轫于宗法分封制,长期属于农耕自然经济,地处半封闭的温带大河大陆,周边文明发展相对滞后,而后者发轫于城邦共和制,长期属于农商——农工相结合的“领主经济”,地处开放性海洋型认为地理环境,文化交流如百川交汇。以上三个大的方面的差异派生出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言文字结构、语言流通版图和语言流通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差异是汉语和西方语言分数不同的语系,它们之间不存在语源上的“同根联系”这一基本的语言,文化现实决定了中国翻译理论必须十分重视“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并将我们的语言转化理论描写建筑在“语言-文化比较描写”的基础上。这是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重大差别之一。

其次,中国久远的人文哲学传统历来重视“意义”(概念、思想、意念等)。古代义理之辨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的王弼,他提出了著名的重义命题“得象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将孔墨时代的主题意念进行深化,表现为“命题三维化”(意、言、象)。汉语总是将意义实体和语义承载糅合在一起考虑:意义和形式都不要诉求“单打一”的手段,中国人总是双管齐下,关注意义,兼顾审美。后世的很多翻译理论都没有离开“重意义”这条主脉。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原则,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刘重德的“信达切”原则,都强调了重视意义。由此可见,中国翻译十分重视意义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解理论,并将译学意义理论建筑在广泛的基础研究,如与决定形式的意向研究,话语结构研究,句法转换机制等。中国传统译论一贯重视意义,这是中国翻译意义观的一大特色,这个源远流长的特色是十分可贵的,应该加以阐扬。

中国翻译也与美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汉语历来重视感性,突出整体意境和美感,富于结构美、符号美、韵律美、抒情美、意境美等。符号美指它的高度形象化和意象化,同时又及语音提示性和语义提示性于一身,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层又一层的语义涵蕴,汉语的语义涵蕴常常与物质感性相联系。语言审美感性也深深的参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斟词酌句过程。汉语这门感性的语言,与视觉感性和听觉感性密不可分,而中国翻译传统意义观中感性把握、重体悟的思想源头,这种体悟本身来讲就是一种美。中国人倾向于以一种美感心态来掂量语言的立意、抒情、遣词、造句、谋篇(起承转合),这种中国人特有的“语言美感心态”被刘勰叫做“文心”。中国人的“文心”成分体现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与形态语言想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独特的美学素质:重意念、重形象、重感性、重神合、重了悟。汉语的美学素质是气质性的、结构性的,同时又是功能性的,属于审美形态的语言。汉语表现出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珍惜和保护。

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在其文章《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中提出“要进一步树立翻译的文化观,认识翻译的文化本质,从文化交流与发展这个高度来理解翻译活动,对翻译活动做出正确的历史定位”(许钧,2002:224)。在中国“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形象日益在国际上得到彰显的今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大国”身份的迫切性也愈加突显。翻译作为对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手段,理应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担起重任。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是一项神圣而艰苦的大业,任重而道远,绝非一蹴而就即能完成。这需要国家和政府广泛而长期的关注,需要翻译界从翻译文化战略观的高度进行全局考量,在未来长期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工作。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才能获得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才能在对外弘扬中华文化,建立文化大国以及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历史大业中发挥其应有作用。